川軍抗戰 三百萬川軍血灑抗戰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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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國民政府西遷四川和重慶的，不僅是那些龐大的機關和人員復雜的公務人員，還有眾多的工廠和學校。60年前的中國交通與今天相比，不知要落后多少倍，但需要從長江下游和東部沿海乃至華北運往四川的物資則太多太多，一個需要在戰時急急忙忙搬家的國家，不堪重負的運輸線只能超負荷運轉。
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決定正式遷都重慶的同一天，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工廠搬遷的工廠遷移委員會。它的成立標志著中外歷史上最悲壯的工業大遷移就此拉開序幕。

四川雖有長江的黃金水道，但川東高峻深切的峽谷卻使川江危險叢生，大大降低了運輸能力。而那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搬遷，除了部分是由用蒸汽推動的輪船來完成外，大量是通過纖夫們手攀危巖拉動沉重的木船去實現的。

濃眉大眼，精明能干，這是許多人對盧作孚的第一印象。當盧作孚的民生公司成為長江上最大的運輸企業時，歷史就注定了將由他和他的民生公司來肩負中華民國入川的偉大任務。上海鋼鐵廠和漢陽鋼鐵廠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和最有影響的企業，從宜昌撤退時，民生公司的輪船頂著天空中日機的狂轟濫炸冒險搶運。為了完成對這兩個工廠機器設備的運輸，民生公司竟然被炸沉和炸毀了16艘輪船，受傷和犧牲的員工將近1千人。這次運輸被當時的報紙稱作“中國實業界的敦克爾克大撤退。”盧作孚則感嘆說“這是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抵御外辱的力量。”

截止1940年，外省內遷四川的工廠已達254家，占了全部內遷工廠的半數以上。三四十年代的四川，原本是一個工業落后的農業大省，而大量工廠的內遷，在客觀上使四川的工業興旺發達起來。雖然這種興旺發達有一個悲壯的背景，但工廠的增多和工業的發展畢竟也是客觀事實。

與工廠一同內遷的還有大量的高校。七七事變后一年之中，全國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日本侵略軍的破壞，其中25所停辦，10所被徹底摧毀。面對日軍的鐵蹄時，這些高校惟一可能行得通的辦法也是內遷――遷移到巴山蜀水安全而貧瘠的懷抱中。

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還記得當年李莊的盛況。李莊位于宜賓郊外的長江南岸，是一座有1500年歷史的古鎮。抗戰軍興，眾多內遷的高校和文化單位林立于小小的鎮子，使這座古鎮一時間鴻儒云集。走在窄窄的青石板街上，你隨時可能和一位教授或是一位著名科學家擦肩而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國立同濟大學等十多家高等學府和科研機構遷駐李莊，全國知名專家、學者如李濟、傅斯年、陶孟如、吳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梁思永等都在這座古鎮生活了5到6年時間。梁思成的巨著《中國建筑史》就是在這座古鎮完成的。

一面是政府機關、工廠、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入川，托身于四川這片遼闊的大后方，繼續支撐危亡的中華民族的脊梁。一面則是川軍的出川抗戰，大量四川子弟血染沙場，才換得了后方寧靜的課堂與車間，實驗室和辦公室。

早在七七事變之后，川軍首領劉湘即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請纓抗戰。他說：過去打了10年內戰，報不出帳來。今后有了抗戰的機會，我不能不盡力報國。一個月后，劉湘飛赴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臨行時，四川各界上萬群眾到機場為他送行。劉湘這個老謀深算的大軍閥，在面對萬眾一心的抗戰時局時，也變得慷慨激昂起來。他發表了《告川康軍民書》的文告，宣布：四川可出兵30萬，供給壯丁500萬，糧食若干萬石。并宣稱：川軍將從尸山血海中求得最后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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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天，首批奔赴前線的川軍15個師出發了。這15個師在劉湘在率領下，兵分兩路出川，一路沿川陜公路北上，經西安到河南許昌等地集結；一路順長江而下，經宜昌到達漢口等地集結。另有原駐防在貴州的川軍第20軍和43軍，則從貴州奔赴武漢，準備馳援淞滬前線。次年，劉湘因病在漢口逝世，臨終前，他留下的遺囑中說：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一日誓不返鄉。

在參加對日作戰的眾多軍隊中，川軍的裝備幾乎是最差的。日軍的中隊就裝備有機關槍，而川軍一個師也只有幾挺，至于迫擊炮，更是少得可憐，甚至根本就沒有。大量的士兵穿著草鞋，身上是破舊的軍裝。面對裝備精良的日軍，他們除了浴血奮戰，沒有其它路子可走。淞滬會戰中，川軍43軍26師和日軍血戰七個晝夜，兩名團長和13名營長陣亡，大多數連隊拼殺到只余下幾個受傷的士兵，卻依然堅守在陣地上。武漢會戰時，川軍45軍127師守衛化城門一帶的城墻，日軍用飛機和坦克將城墻打塌了一大條口子，川軍只能前仆后繼地用集束手榴彈阻擋日軍的瘋狂進攻。

8年抗戰中，川軍先后參加了包括淞瀘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和長沙會戰在內的幾乎所有重要戰役。川軍高級將領中，有4人犧牲于戰場之上，他們分別是饒國華、王銘章、許國璋和李家鈺。

饒國華死于南京保衛戰，當時他率所部的145師堅守廣德。戰前，他發誓要與廣德同存亡。彈盡糧絕之際，日軍四面包抄而來，他舉槍自盡，將一腔熱血噴灑在了江南大地上。王銘章和他所部的122師將士幾乎全體陣亡于山東藤縣，后來中國軍隊能夠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王銘章的力戰贏得了時間。王銘章這支部隊的裝備，在川軍中也要算最差的，一向被蔣介石視為雜牌軍。正是這支雜牌軍，卻打出了川軍的硬骨頭。常德會戰時，許國璋所部150師被包圍在湖南陬市，激戰中，許國璋身負重傷，陬市陷落后，他拒絕了部下要掩護他撤退的請求，如同饒國華一樣拔槍自盡。李家鈺在三人中任職最高，為36集團軍總司令，也是抗戰中國民黨軍隊里犧牲的兩個集團軍司令之一。1944年，日軍發動了垂死掙扎的豫湘桂戰役，李家鈺冒險掩護友軍撤退，在河南陜縣遭遇日軍伏擊，激戰中中流彈而死。他的死實踐了他出川抗戰時的誓言：男兒欲報國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

在成都萬年場，有一座著名的雕塑，一個手里端著長槍，背上扛著大刀的軍人，正警惕地彎著腰凝視前方，仿佛前方就是蜂涌而來的侵略者。這就是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他紀念的既是李家鈺和王銘章這樣的高級將領，也是成千上萬默默無聞的普通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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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四川這個遼闊的大后方，沒有這片土地對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挽救，抗日戰爭到底會有什么樣的過程和結果。我們能看清楚的事實是，正是有了不絕如縷的入川與出川，全民抗戰的事業才真正如同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讓那個時代的所有中國人都看到了光明，也看到了希望。